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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富弼将他找到，是好友出了大事，蔡挺二话没有说，不顾丧期，直奔京城，面见赵祯。
赵祯对此事不知，茫然的让蔡挺可破倒着衫服对便殿(蔡挺父丧，不能着正式朝服)，将富弼奏折看了一遍，下了诏书，着富弼将那三个条约以口授的方式讲给契丹人听。
蔡挺带着诏书又匆匆返回乐寿，富弼一听就急了，口授？谁信啊！自己在契丹说皇帝讲了什么什么的，赵祯没有说，他也说了。那是为了谈判的需要。不立于书面，不要说契丹那个皇帝，恐怕连刘六符也不相信。
不管了，怒发冲冠，将礼物交给副使张茂实看管，骑马直奔京城。合门使将他拦住，按照倒制，富弼不是宰相，想见皇帝得提前预约，最少得通知皇帝。
通知皇郸
富弼想到那个口授，心寒，皇帝是好人，但这个好皇帝照样能让吕夷简迷惑。口喷火焰，合门使一会儿被烧得焦头烂额，乖乖的放行。
见到赵祯，将事情来龙去脉、利害关系一一说出，然后道：“执政想害死臣，臣死没有关系，但国家大事怎么办？”
赵祯将吕夷简、晏殊等大佬召进皇宫，问吕夷简是怎么一回事，吕夷简从容答道：“此误尔，当改正。”
这一刻，几乎颠覆了富弼整个世界观，这个世界太陌生，这个人能无耻不要脸到这种地步，简直让人无法相信。于是火焰再次喷射起来，这几个月来受的契丹窝囊气，以及这几天心中的怒火全部向吕夷简发泄。
晏殊站出来。
无奈之，任谁在皇帝面前争吵，皆是失了廷仪，宰相也不行，王曾就是用这招火拼吕夷简的，咱一道玩蛋吧。这样吵下去，富弼会被贬官，自己这几个宰相同样也会因失廷仪而罢相，说道：“吕夷简不可能刻意如此，真乃失误尔。”
矛盾激化。
当初富弼落第，范仲淹赏识，引荐于晏殊，晏殊嫁女给富弼。双方的差距，必然造成女方强势。中间夫妻之间发生了多少事，富弼自认为是谦谦君子，不会张扬，外人无法得知口但可以通过他在契丹接到那封家书，便能窥测一斑。
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，说道：“晏殊是奸邪，与吕夷简结党营私，欺骗陛下。”
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，议论国事，特别是面君之时，不可以称字号，但对长辈也要适当的加一个官职，比如晏殊相公，执政等等，况且晏殊是寄弼的丈人。
富弼直接呼其名，可见他心中的怒火。
不能说西府不知，因为他的进谏，东西二府大佬权利重合，东府能知道西府的事，西府能知道东府的事，以便从大局着手处理国政。吕夷简此时带着西府的官职，晏殊也带着东府官职。
作为丈人，有没有提醒过？
这是出使契丹万一惹怒契丹人，将自己咔嚓了，宋朝敢找契丹人的麻烦？
一下子替晏殊扣了一顶大帽子。
晏殊脸气成猪肝色，还不能发作。结党营私，谁不怕啊！
赵祯和了稀泥，两边都不责罚，而是立传王拱辰，重新写了国书与誓书。当夜富弼留宿在学士院，天明便迅速离开京城。
不是赵祯软弱，此时西北战事并没有结束，难道将吕夷简与晏殊两相罢去？
知道有错误，但不能处理，这就是变通。
或追究富弼从乐寿私自返回京城，于皇宫中大吵大闹，失去廷仪罪名？此行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，还指望富弼办事呢。只能不问。
这件事本来就此平息，但隔了几天，又引发新的争议。
郑朗写了一封信给吕夷简，是以奏折形式书写的，直接到了东府。
信上说吕相公，你此举用意无非以为已立国书誓书，复加契丹岁币，虽未加富弼三条，契丹会羞恼，但不会翻目。那么就可以借机趁富弼在北境没有进展之时，将富弼调回，重换一臣子议盟，将富弼功绩抹杀。
换原来郑朗也许不会说的，考虑的事情太多。
长时间压抑，让他不喜，与妻子交谈，终于醒悟。无所谓，想说就说，想做就做，自己努力了，能不能成功，靠老天爷做决定。
之所以将这件事翻出来，是它引起很多后果，不是赵祯想和稀泥就能和得住的。
直接将吕夷简心思揪出来，继续说道，吕相公，国家是多事之秋，你身兼两府重职，应当以身作则，为群臣树立一个榜样。可你树立了什么榜样？虽有吏治之功，却无德化之功。
今朝你身兼两府，大权独揽，明朝他人得势，也象吕相公你学习，难道你又想开景佑党争之举？
并且你如今管理东府，又身兼西府之要职，做为官员，你也到了巅峰，可不顾国家安危，继续打压你看不顺眼的人，先是宋庠、郑戬、叶清臣、任布，富弼不顾辛苦危险，深入北境，契丹人贪得无厌，步步惊心，为什么你做为国家首相，继续玩弄权术，不顾国家？
是信函，也是奏折。
而且郑朗地位超然，他从不树党，范仲淹做错了批评，吕夷简做错了批评，一个地道的中立派，说话有权威。
德操不及范仲淹，也没有什么污点，一心为国家做了许多贡献，甚至不惜自身危险，深入战场的第一线，几年后又要远赴契丹，他不自称为君子，可天下有几人敢说郑朗不是君子？
最要命的几年后郑朗出使契丹，能不能回来？这时候谁愿意碰郑朗啊，那纯粹是自找没趣。
直接将吕夷简的用心毫不客气的揭露，说了后果，今天你得势，玩弄权术，但不要忘记，君子党已经茁壮成长起来，韩琦与范仲淹成了西北两颗亮眼的星星。一旦他们回到朝堂，再来弄你与你的小弟，然后你与你的小弟再弄君子党。这个国家成了什么？
对吕夷简的能力与功绩，郑朗从来没有否认过，做为宰相，吏治之能赵祯朝时，无一人能及之。可这个德操实在成问题。本来还想大宋替他办报纸的，可没几月，大宋没有将报纸筹备好，就被吕夷简弄下台去，让郑朗很蒙。
信至，朝堂又吵得哇哇一团。
于是郑朗连续接待两拨人。第一拨人是赵祯给了旨书，事情已经过去，让郑朗不要再提。
揭开又怎么的？
西北战事没有结束，国家揭不开锅盖，百姓负担沉重，这时候离不开吕夷简。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先将眼前难关熬过吧。
第二拨人是吕夷简派来的谦客。
没敢用书信方式，直接让家中的门客来西北，对郑朗传话：“郑行知，王师三年，国家困窘，弊端积病一一暴露，一旦和平，便需大治，庙堂政见不和，能治否？”
问得郑朗忽信忽疑。
不能不相信吕夷简的本领，赵祯主政之初，吕夷简上书八条，正朝纲、塞邪径、禁货贿、辨佞壬、绝女谒，疏近习、罢力役、节冗费。可以说庆历新政，范仲淹的所谓改革正是在吕夷简这个八条基础上改进的。
可是没有多久便被郭氏弄得下放，随后历尽千辛万苦，回到朝堂，想要执政，必须弄倒郭皇后。范仲淹与孔道辅弹劾，大戏一幕幕到来，令吕夷简目不暇接，无法进行变革。
若不是因为身体的原因，宋朝与西夏议和后，吕夷简会做什么，谁也无法料到。以他的能力，真要将身心投入到变革当中，会比范仲淹做得好。但这是假设。
想要对国家弊端进行整治，朝堂上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声音。
富弼虽不错，但前期与石介一样，喜欢胡说八道，看看他说了赵祯什么？连皇帝都敢乱说，况且吕夷简。事实庆历新政时，富弼依然没有醒悟，新政失败，也拜托他们这些个君子的种种作为。
但真是如此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