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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林党在明朝末年活跃了整整五十年,在朝野间影响极大。
早期的东林党并非一无是处,而且正相反,他们提出的政治主张往往能切中时弊,成员中也不乏正直有为的官员,在学术领域还颇有建树,因而得到各方的认可和支持,一步步从“在野党”成长为“执政党”。
这其实很好理解,如果东林党只是一群垃圾,凭什么独领五十年?
但和现代政党不同,东林党只是松散的朋党,既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,也没有统一的政治诉求,随着其影响不断扩大,东林党很快发生质变,变成了一个代表着江浙士绅地主阶层的利益集团,内部也混进了很多投机分子,到了崇祯朝和南明时期,东林党人除了党同伐异之外,就只剩下专权误国。
在弘光朝和隆武朝前期,朝廷设在江南地区,正好位于东林党的大本营,所以他们的势力仍然很大,可是随着南直隶、浙江和福建相继沦陷,东林党失去了根基所在,从而迅速走向衰落,与此同时,南党和楚勋集团的迅速崛起,也在不断挤压着东林党的生存空间。
不在沉默中爆发,就在沉默中灭亡。没人甘愿退出历史舞台,被逼到墙角的东林党选择了最激烈的反抗形式——政变。
吕大器总结以往宫廷斗争的经验教训,紧锣密鼓的进行准备,东林党广结同盟,和南党、拥桂派、王公勋贵以及广西地方军阀联合起来,以广受诟病的隆武新政为突破口,先把皇帝拉下马再说。
隆武五年的新年到来的时候,吕大器排除万难,终于完成了这个庞大的布局,东林党和他们的同盟基本上控制了桂林城,只等向隆武帝摊牌。
过年有五天的休沐期,东林党人却都忙得焦头烂额,翰林院侍讲周鼎瀚联合了十几个言官,精心炮制了一份万言书,向隆武新政开炮,而且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隆武帝本人,准备充当这场政变的急先锋。
与此同时,陈邦傅的军队向桂林急速赶来,东林党也在暗中加强舆论导向的准备,只等大年初六召开朝会,就要逼迫隆武帝颁布禅位诏书,换唐王朱聿鐭上台。
按理说到了这个时候,无论东林党多么小心,都会露出一些蛛丝马迹,但是隆武帝的反应却一切如常,似乎完全没有察觉。
对东林党来说,这无疑是一个意外的惊喜,不但减少了很多麻烦,还消除了一些不确定因素,到了大年初五的早上,隆武帝和楚勋集团仍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,眼看已经变成了砧板上的肉,明天一早就任人宰割。
兴奋!忐忑!患得患失!无限的憧憬!
东林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,有些人并不赞成发起这场政变,或者不赞成拥立唐王,但随着形势渐渐明朗,各种不和谐的声音都消失了,吕大器的威望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。
吃过早饭,吕大器召集东林党的几位巨头,做最后的战前动员,统一思想、协调行动,陈子壮、杨廷麟等东林党大佬都参与这场会议。
“大局已定!”
吕大器的声音铿锵有力,充满了一切都在掌控中的自信:“隆武新政已失民心,我等只需振臂一呼,必然应者云集,无论今上如何自辩,都只能越抹越黑罢了,再也无法翻案!”
杨廷麟点点头,叹口气说道:“哎,今上本来可以成为一代英主,可惜受奸佞蛊惑,以至误入歧途,真是令人痛惜不已!”
在东林党的几位要员中,杨廷麟最开始是反对发动政变的。
他是崇祯四年的进士,在翰林院干了好几年,文章才学与黄道周起名,后来跟着卢象升去打仗,不料卢象升兵败身死,他也因此获罪被贬到江西,等到隆武帝上台之后,在首辅黄道周的推荐下,提拔重用杨廷麟,先是吏部侍郎,然后是兵部尚书,东阁大学士,短短一年内实现了三极跳,位极人臣。
换句话说,隆武帝对他有知遇之恩,所以杨廷麟一开始反对发动政变,但是吕大器很擅长做思想工作,搬出国家的前途,士绅地主的利益,东林党的命运这三顶大帽子,唤醒了杨廷麟的正义感和责任感,把个人的一些小恩小惠放到一边,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中。
虽然如此,杨廷麟对隆武帝仍然抱着一种复杂的感情,不愿看到他的下场过于悲惨,叹道:“我等此番起事,是为天下士绅请命,将来却免不了在史书中留下骂名,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,最好不要动刀兵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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