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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古震点头，又试了几次才停下来：“他怎么想到的？”
大柱笑着摇头，当初楚明秋找到他，拿出个很简单的设计图，只有外形，里面的拉杆、按扣等都是他们一块琢磨出来的。
“他这人有时候就是瞎琢磨。”豆蔻笑道，天色已经晚下来，不过院子里拉了两个百瓦的大灯泡，将整个院子照得通亮。
“替我作一个吧，这皮箱多少钱？”古震问道，大柱看了豆蔻一眼，豆蔻略微沉凝下说：“古同志要，自然没有问题，小秋计算过，一个皮箱的成本在十六块左右，他拿到学校卖二十六，古同志要，我们就收个成本价。”
古震微微点头：“这个价格还合适，不过，按照销售惯例，出厂价和最终销售价要有价差，销售价在二十六，出厂价就该算在二十二，这就差不多了，哎，你们生产一个这样的皮箱，要多长时间？”
“开始的时候还比较慢，现在我们两个人，小秋又收来不少订单，我们得加班加点干才能完成，”大柱计算着，豆蔻却已经算出来了：“我们现在一天能作三个。”
现在豆蔻已经是熟练工了，水准已经达到大柱的程度，而且由于她不用上学，整天在院里干，现在她上午裁剪，下午缝制，一般下午能作出来一个，晚上是两个人，能做出来两个，周日时，可以干出五口来，孙大柱可以全天在家，生产效率就更高。
古震觉着这个产量还是低了点，不过，按照他们的利润来看，这个产量可以让他们保持一个很高的收入，古震丝毫没有考虑销路的问题，从看到这皮箱时，他就知道这种皮箱肯定有销路，不但国内，甚至可以卖到海外去。
“月时，天津要开一个夏季外贸交易会，你们愿意去参加吗？”古震试探的问道，没成想，大柱和豆蔻都很坚决的摇头。
“我们的产量还小，而且，”大柱的声音一下低下去悄声说道：“我们还没有执照，另外，我们不是国营，也不是集体，参加这样的会，不合适。”
古震想了想理解的点点头，不是谁都能参加交易会，交易会的产品必须先交给商业局审查，另外还要审查工厂的资质，这种审查更多的是从工厂的所有制进行，象他们这样的小作坊，即便有好产品也不会得到这个资格的，相反，商业局领导恐怕会来作工作，让他们将产品交出来，给那些资质更好的国营厂，这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，就不言而喻了。
古震又问了下，知道了三人的分工，大柱负责质量检查，豆蔻负责原材料进购；豆蔻和大柱负责生产，楚明秋负责销售。
“那你们怎么分呢？各自占多少比例？”古震问道。
“我占%，豆蔻姐占4%。”大柱每次提到这个都有些不安，楚明秋没有占一分钱股份，也没有拿一分钱利润，而且，他认为，至少应该是和豆蔻姐，一人一半，没成想楚明秋给他们划定的股份，居然是他占多数。
古震显然也有些意外，楚明秋居然没有占股份，这个作坊能办起来，几乎全是楚明秋出的力，创意、场地、资金、市场，都是他弄出来的，可他却没占一点股份，这让他很奇怪。
“本来我和豆蔻姐都说给他六成股份，可他不要。”大柱有些不好意思，觉着占了楚明秋的便宜。
“你们可以多找几个工人，这样产量不就可以高些了。”古震建议道，没想到大柱和豆蔻几乎同时摇头拒绝。
“就这样就行了，招工人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，”豆蔻小心翼翼的说：“我们俩人还是手工业者，算得上是无产阶级，这要找工人，那不成剥削了，就是资产阶级了。”
大柱连连点头，古震皱眉看看四周，这个院子很简单，虽然看上去不小，可很显然发展有限，更主要的是，豆蔻的回答触动了他心里的一根弦，或者说他长久以来的一个思考。
在长期的经济研究中，他参与研究了苏联和国内的大量实例，特别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公私合营运动，申城是全国最大的城市，工商业发达，是公私合营运动的重点城市，也是经济研究所的重要研究对象。
在去年，经济研究所开始了一个项目，社会主义工厂体制研究，在这个研究项目中，古震惊讶的发现，公私合营后，企业的生产效率在初期是直线上涨，而后便下滑，国家虽然投入了很多钱，扩大了生产规模，可效率却不是提高了，而是下降了。
没有经历过旧中国私有企业的年青人不知道，如果说，旧体制下，投入一块钱人民币可以办成的事，现在要投入两块甚至三块钱才能办成，产品的单位消耗率在上升，导致成本增加，最终导致价格上涨。
古震比较了各种指标，发现一个费解的问题，国营企业在生产规模上都超过了以前，可除此以外，在其他各方面均比以前下降，生产效率，产品质量，盈利能力，全部下滑。这个问题，古震曾经在研究所提出来过，可不但没受到重视，反而受到批评，指责他为资本主义唱赞歌，摸黑社会主义。毕婉知道，非常生气的和他又大吵一架，将他的研究报告束之高阁，坚决不准他上交研究所。
现在，看到大柱和豆蔻的作为，古震再度开始思考，现行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。他在很短时间里便发现，豆蔻和大柱的选择对他们其实是最有利的。
“，在现行体制下，他们若要扩大生产，唯一的法子便是产品交给国家，可如此他们势必失去养家活口的机会，将生产规模压缩到手工业作坊，合乎国家利益，在政治上是有利的，同时也符合他们的经济利益；可如此，对社会整个生产而言，却是不利的，新产品无法迅速推向市场，也就无法产生最大利润。
由此看来，国家集体和个人，在经济上是有矛盾的，这种矛盾在现行体制下无法解决，。”
当晚，古震在他的工作日记上写下这个案例，他把这个作坊当作了一个经济案例在日记上进行了分析，同时也记下了自己的判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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