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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，但是对外政，因为牵涉到许多其它国家，所以仍旧尽量保持着延续性，毕竟大明没有改朝换代，还是大明的旗号，如果换一个皇帝对外政策就做一次彻底的颠覆，否决前任的决定，那么对外也就谈不上威信了。
不过因为日本人上次来的时候，只是希望重开朝贡贸易，为此做得一次试探性接触，并没有谈及诸多细节，这一次到来，就双方朝贡时间、规模、商品种类各个方面都需一一敲定，所以需要耗费一些时间。而朱棣已经下旨，由辅国公杨旭主导此次谈判，杨旭现在又在巢湖，礼部便使个拖字诀，同日本使节的谈判磋商一连多日也没多少进展。
福州水师的指挥佥事赤忠也奉诏回京了，到京之后，见过了诸多同僚，然后又去拜访徐家。他是徐达带出来的兵，同徐家老三徐增寿交情莫逆。徐家的家主虽然是徐辉祖，可是徐辉祖实际上已经等于被软禁在家中，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包括人身自由，赤忠理所当然要去拜访定国公徐景昌。
赤忠与徐增寿是知交好友，算是徐景昌的长辈，徐景昌在他面前可不敢摆国公架子，隆重设宴款待一番，邀请了陈暄等父亲的袍泽好友一同赴宴，因为赤忠在京中没有住处，还把他安排在自己府上，只等夏浔归来。
辅国公府已经建成了，这座府邸座落在西安门外大街，离皇城不远，庄严恢宏、美伦美奂，不过刚刚建成的府邸还是个空架子，需要采办的东西太多，一时还不能搬进去住。每日里，谢谢和梓祺都要赶到辅国公府，对自己的新家置办、采买，进行安排。
拨付辅国公府的官奴也都由刑部大牢里释放出来了，做家奴总比做囚犯好上许多，再加上这几位女主人为人和气，并不苛待，这些官奴倒没遭什么罪，做事也肯卖力气。这些官奴有的原本就是在犯官家里做奴婢的，现在只是改了一个主人侍候，倒是轻车熟路。
另外一些，则是原来人家的官少爷官小姐，陡然从人上人变成了侍候人，落差是大了些，但是在牢里蹲了这么久，这种心理落差就小多了。这些少爷小姐们都是识文断字满腹诗书的，比起普通的仆佣高明许多，所以安排的工作也就轻闲得多。待人接物、端茶递水、洒扫书房，由他们做来，整个公府的档次才算上来。
朝廷忙朝廷的事，家庭忙家庭的事，浙东事件也在延续着动荡，朱高炽一派对朱高煦一派势力的趁胜反击一直在进行，双方互相攻讦、追究责任的奏章天天不断，而此时朱棣已经把目光投到了东北，懒得理会这场狗咬狗的闹剧了。
自北元分裂成鞑靼和瓦剌之后，两个新王朝的建立，同样需要一段时间的内部清理、安定，这段时间，他们无暇南顾，现在两国立国已经三四年了，内部已经稳定下来，对大明北方边域又开始跃跃欲试，做出诸多试探性接触了。当然，这种接触并不是善意的，而是想要发动掠夺战争的前奏。
朱棣接到边军的奏报之后，敏锐地发觉了鞑靼和瓦剌的军事动向，他一面调兵遣将加强边防进行防御，一面试图进行反击压制。他称帝之后，随他一同南下的宁王被改封到了南昌去了，大宁已经没有藩王，而辽东的辽王早在建文帝的时候就被改封到了荆州，北方显得空虚了些，他需要在那里重新建制，以流官代替藩王，守住这方国土。
明初，许多纳入大明版图的领土，实际上还只是名义上的国土，当地部族拥有极大的自主权，地方上都是由土司、酋长这些土官进行管理的，他们就是地方上的土皇帝，对部族拥有绝对的控制力，朝廷的约束力不是很强。
比如北方，当时有归顺大明的蒙古、女真、吉里迷（尼夫赫人）、苦夷、达斡尔等各族百姓，宁王和辽王在的时候，对这些部族也只是实行羁縻政策，他们只是名义上的臣服，甚至连听调不听宣都做不到。
朱棣需要加强对这里的控制，对蒙古人，他把随他靖难立下大功的朵颜三卫分封在那里，设立三个卫所，以夷治夷。切断辽东和鞑靼的直接接触，而对辽东诸部族，他也想加强控制，一直到奴儿干地区，统统建立卫所，由流官和当地部族首领共同治理。
这些举措是切实可行的，在那种交通、通讯不便利的年代，要加强对这些民族聚居区的管理而不致引起强烈反弹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实际上几百年后的今天，我们依旧是这么干的，想把当地氏族领袖抛到一边，像控制中原地区一样，那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，只能在脑子里yy一番。
可即便如此，难度也是相当大的，军事部署的调整、军事统帅们的安排、对地方氏族领袖的安抚，牵扯了他很大的精力，这个时候，他对由于争嫡而引起的浙东丑闻自然无暇多顾。这件事既已交给了夏浔，那么无论夏浔成功还是失败，在夏浔做出结果之前，朱棣是不会指手划脚，做出过多干预的。
可是偏偏这时候，浙东又闹出一桩轰动朝野的大事，朱棣也不得不暂时摞下辽东的事，把注意力重新放在了眼皮子底下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