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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代价他也无悔！哪怕是家财尽失、断子绝孙、在痛悔懊丧之中死去他也无悔！
组织海量土匪劫掠沙俄，一可保东三省不失；二可为一国一族，培养海量的铁血军人；三可在劫掠之中，养活无数的百姓；最关键防着外*立，若在此期间。外蒙想要裂出去，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匪帮，足以清空外蒙了。
同悲共苦计划，或许会让鼠疫在大清各地传播，但鼠疫这东西。对华夏百姓的杀伤力，并不如欧洲的黑死病一般酷烈，动辄几百上千万人死伤，这里中医还是关键。
若同悲共苦计划得以顺利实施，李大成就有了除战争之外的第二次机会，让华夏民族挺直腰杆站在世界民族之林当中。让世界各国的精英，一同来重视中医，发展中医。
想学中医，没有相当的国学功底，那也是镜花水月。想学中医，就要学华夏文化，华夏文化的同化能力、包容能力，是任何一种文化也比不上的，以中医为契机、为突破口，辅以丝茶瓷器饮食，不用血火争斗，仅凭文化攻势。就可以慑服相当多的敌人。
当然其中的利益也是绝大的，鼠疫，中医虽说不能有效的治疗。但可以有效的防治，当黑死病蔓延世界之际，那些能够防治鼠疫的中医药值多少钱？几百几千万银子，怕是轻而易举吧？
许多事情，都需要利益来做支撑，津沽血战如此。劫掠沙俄如此，同悲共苦如此。振兴一国一族也是如此！
口沫飞溅宣扬民族大义，远不如辅以利益。用实际行动做事儿，利益驱动远比大义驱动要先进的多，也实用的多，这是经过世界各国数千年验证过的经验，无往而不利！
当一国百姓、一族同胞，有了足够丰富的物质生活的时候，民族大义也就自然而然的有了，华夏自秦汉两千余年，文化为王，任谁也不可能把华夏百姓变成一窝土匪的，凶残只是暂时的，当物质富足之后，华夏百姓还是渴求安逸，到那个时候，才是讲究仁义、大义的时刻，现在，不是！
同悲共苦与津沽大战、劫掠沙俄是不能相提并论的，实施计划之前，李大成琢磨了许多东西，大义、利益之下，同悲共苦势在必行，至于其他的，没用！
这样一份计划制定起来，难度不小，但利字当头，难度也不算太大。
参与计划的人，除了津门残存的老漕勇之外，桂顺、顾其行、李大憨、李大狗也被李大成拉了进来，同悲共苦计划，虽说不是作战计划，但要比作战计划难得多，这是一份实实在在的渗透计划。
从策划到实施，里面蕴含的东西不少，这些东西，对桂顺、顾其行从政有帮助，对李大憨治军打仗也有帮助，至于李大狗，这次拉他进来，权当是长经验了。
齐世铎、徐九通，在忠诚度上比之李大憨李大狗差了一筹，他们的忠诚度还得需要时间来磨砺，李诚有、李大福、李大憨等人不在，李大成想拉也拉不到人，王五等人这样的脏事儿不能让他们掺和。
计划的实施，就以防治津沽一带的鼠疫传播为由头，这是必须的，因为防治鼠疫，需要官面上的力量，无论是封锁隔离，还是召集御医、名医，官面上的力量不可或缺。
购买各地的药材，也需要官面上的一些力量，甚至于一些老漕勇出国，也需要借助一定的官方力量。
官面上的事情，有桂顺出面，自然顺利，防疫对大清所有的官员，尤其是京师诸官，都是极为重要的，无他，发瘟之地在津门，稍有不慎，祸及京师！
在这一点上，桂顺与李鸿章、庆王，以及京中的王公大臣们是有共同利益的，这三位发了话，事情还没开始办，基本也就定局了。
由李鸿章出面在谈判桌上议定：马玉昆所部及振威军所部三万人，在北仓、西沽一带封锁津门；本打算上来占便宜的袁世凯，在保定一带封锁津门；八国联军连同宋庆的武卫后军在长芦、唐山、山海关一线封锁津门。
想占便宜的袁世凯走出山东，让山东的布防有些空虚，应英国人所请，李鸿章点头，振威军统制齐世铎率五千振威军，于胶澳一带布防，防止鼠疫从海上，传入山东境内。
与敌协作，无论是官军、振威军还是八国联军，都是很无奈的，鼠疫、痒子症、黑死病，这东西的凶威太盛，一旦肆无忌惮的传播，大清连同列强诸国，谁也讨不到好处的。
封锁隔离很容易，驻军便好！但真正要遏制鼠疫的传播，在爆发鼠疫的地方进行防治是必然要做的事情，这事儿，官军不会做，八国联军也不会做，能做到协力封锁隔离，已经算是不错了。
针对鼠疫，太医院也有其对策，现成的对策，要遏制痒子症，药物防疫是必须的，但首要的一条就是焚尸，这一点就把朝廷跟八国联军难住了，这事儿谁愿做谁做！与朝廷无干，与列强各国自然也无干。
带着冷笑下令让老漕勇敢死队在津门焚尸，除了老漕勇，津门那边也滞留了不少百姓，这些人有一多半是教民，他们不想撤离津门，李大成也无计可施不是？
现在，他们跟老漕勇一样，都要加入焚尸的行列了，无他！互保、自保而已！(未完待续)